从2024年到2025年，堪称是招商政策变革的关键期，以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为代表的一系列重磅政策密集落地，彻底重塑了全国招商格局。各地也纷纷将资本招商视为破解招商困局的关键抓手，为此，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层松绑，持续释放鼓励资本招商的强烈信号。

政策的暖风率先从国家层面吹来，2024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明确提出了国资创业投资管理体制和尽职合规责任豁免机制，并探索对国资创业投资机构按照整个基金生命周期进行考核。

紧接着2025年年初，《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再次加码，强调建立健全容错机制，遵循基金投资运作规律，容忍正常投资风险，优化全链条、全生命周期考核评价体系，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。这一系列政策层层递进，从政策层面为国资入局资本招商扫清了制度的障碍。

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之下，地方层面也迅速响应、跟进，广东明确提出 “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”，安徽则细化规范了国资投资科创企业审计的容错认定程序流程。而就在2026年1月15日，广州发布了《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“补改投”试点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在明确投资、投后管理制度的背景下，明确提及了“鼓励坚持‘宽容失败’的原则，不以‘补改投’资金损益作为主管部门和相关人员考核依据或责任认定依据。”“容忍正常投资风险，不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，允许单个项目出现100%亏损。财政资金整体投资损失80%（含）以内的，对相关人员不予追责。”

这样的政策力度可以说是十分巨大了，按理说，在这样密集的政策红利释放下，地方国资应该更加如鱼得水，在资本招商的舞台上大展身手。但很多地方的情况却并非如此，尽管政策层面已经为地方国资资本招商打开了容亏的大门，不少地方国资依旧秉持着“宁可错过、不可投错”的观望心态。一边是政策暖风劲吹，宽松环境前所未有；另一边却是地方国资在投资决策上的小心翼翼，不敢轻易迈出步伐。这种政策红利与实际投资行为之间的巨大落差，就像一道横亘在资本招商道路上的鸿沟。

首先，政策制定与后续的追责认定存在模糊地带。政策制定主要是由政府办公厅、财政或国资部门主导出台，核心目标是为国资创投营造宽松环境、打消投资顾虑。但事后追责认定的主体是审计和巡视部门。尽管政策明确了免责认定的基本框架，但投资决策中的关键考量点，比如尽职调查是否充分，始终缺乏客观、量化的评判标准，最终仍依赖主观判断。

这种“主观裁量”的不确定性，让地方国资陷入两难：既担心因各方判断差异导致投资失误后无法免责、承担责任，更顾虑这种风险影响后续职业生涯。“求稳”自然成了最优选择，毕竟没人愿意在充满变数的产业投资中冒险踩线。

其次，硬科技领域的产业投资特性与短期考核导向相悖。硬科技领域普遍具有高投入、长周期、慢回报的特点，从研发、试错到市场培育，再到实现盈利，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数年时间。

更关键的是，创新创业企业还面临技术、市场、管理等多重不确定性，投资亏损的风险很高。但当前不少国资管理者仍受短期业绩考核束缚，为了避免单年度业绩“难看”，宁愿放弃有巨大潜力但短期难盈利的早期项目，不投早、不投小已然成为行业普遍现象。

最后，资金压力持续紧绷、可投资金捉襟见肘，也是地方国资当前面临的尴尬处境。当前，地方国资仍肩负着区域开发建设、存量盘活的重任，但受地产逻辑影响，收入大幅收缩，同时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压力。对于本身现金流紧张的地方国资而言，根本没有多余“余粮”投入到长周期、高风险的新兴产业项目中。

即便不少地方尝试通过“政府+国资+投资公司”联合设立产业基金破解困局，但三方在利益诉求、决策逻辑上难以达成共识，最终导致基金难以发挥实效，对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助力微乎其微。

首先，要解决的肯定是政策闭环，明确行为边界。持续优化政策体系，细化审计、巡视的流程标准，将抽象的免责规则转化为可落地、可量化的实操指引，让地方国资清晰明了地知道哪些能投、哪些不能投、哪些失误可以免责、哪些失误必须追责，从根本上打消追责的顾虑。

其次是打破现有的考核“惯性”，建立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评价体系。彻底摆脱短期回报的束缚，构建以一地方产业发展、产业战略价值为导向的考核指标。对于硬科技等长周期项目，不以短期盈亏否定其价值，这类项目一旦实现技术突破并产业化，将为地方带来巨大的产业集群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；同时，应将产业带动效益纳入核心考量，即便项目财务回报不突出，但若能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、构建完整产业生态，或推动现有产业集群迭代升级，都应给予鼓励。毕竟，地方国资的产业投资，核心是服务本地产业发展，盈利只是其中一方面。

第三点是形成创新投资模式，分散投资压力。在市场调研中，我们发现在某市已经在探索的“三联投”模式颇具参考价值：通过市政府、区政府、地方国资三方联动投资，既能有效分散产业投资的风险与压力，也能让地方国资敢于主动出手。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先推动地方国资“动起来”，再倒逼政策制定者、执行者、监督者协同配合，进一步完善政策与考评体系的科学化、合理化机制。但前提是，地方国资必须聚焦本地产业核心需求精准投资，实现资本与地方产业发展的深度绑定。

最后，从产业园区角度补充一点建议：无论是园区载体租售、运营服务还是产业投资，地方国资都需回归理性、拥抱市场，建立起良性的自主收入模式。唯有拥有稳定的现金流，才能为产业投资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撑，否则一切“敢投”的设想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