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第一季度GDP数据出炉，广州还是未能超过重庆，以7532.51亿的数据排在了老五的位置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3.0%。同期，重庆以7574.79亿位列第四，同比增长4.3%。

这样看来，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增长率上，广州都暂时落后重庆。

那么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，为什么广州和重庆总被拿来比较城市GDP？

其实不仅是因为重庆在GDP总量上超越了广州，更源于两座城市在产业结构、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上的高度相似性。

但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，两者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——广州失速，重庆增速，这种差异尤其值得关注和深思。

其实不难发现，当前城市经济与产业经济的融合愈发紧密，产业结构的优劣能直接决定城市经济的发展动能。

深扒广州的“来时路”，作为华南地区的经济重镇，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，它与许多大城市一样，既受益于房地产行业的高速扩张，又依赖于商贸和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的双轮驱动，其 GDP 长期在一线城市阵营中保持领先态势。

但随着行业周期下行，这些支柱产业普遍面临增长瓶颈——广汽等本土车企新能源转型慢半拍，地产经济的辉煌也已消退，导致支撑广州GDP的传统动能持续减弱。

又因缺乏前瞻性，广州并未对战新产业进行提前布局，故而暂时未能出现新的经济增长极来替代这些产业去支撑城市GDP。

相比之下，传统产业结构与广州极其相似的重庆却展现出更强的产业应变能力。早在“十三五”期间，重庆就开启了自己的战新产业升级布局。

拿传统产业汽车制造为例，就可以看出重庆产业转型升级之路的“老谋深算”。

一边依托老牌长安汽车等既有产业基础，前瞻性布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；一边联手华为成功培育赛力斯等新势力品牌，从而实现传统制造向战新产业的丝滑升级。

这种对产业变革响应速度的差异，正是两城发展分化的关键所在，也是重庆GDP超过广州的重要原因。

而现在，广州正站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，想突破现在的城市发展困境，就得重新找准定位，把“书记＋董事长” 的职责和任务弄得清清楚楚。

“书记”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引领者、规划者，必须把产业发展的大方向把牢。

这需要“书记”具备深厚的产业发展专业素养，细致梳理广州本土产业情况，并对广州城市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进行规划。

同时为平台公司提供战略指引与政策框架，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，继而更好地推动广州产业更新升级。

除了大方向的把握，整个广州营商环境的提升也需要政府和管委会下功夫。

一座城市营商环境的好坏，越来越成为企业落脚的重要考量因素。完善企业配套服务，出台各类友好的政策，企业自然慕名而来。杭州就是最好的正面教材。

另外，政府和管委会需要聚焦主导产业领域，通过深度剖析企业发展需求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，向企业展示广州的诚意，吸引更多龙头来广州发展，从而不断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，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
而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纽带，平台公司“董事长”更需要具备落实措施的执行力和专业度。

毋庸置疑，广州传统产业经过多年发展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良好的产业基础，这些存量资源完全可以成为新兴产业成长的沃土。

在此基础上，广州的平台公司应该提升产业创新认知，开展精准招商。围绕广州优质的产业基础，站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供需配套的视角，注意到广州产业结构的薄弱点进行补齐。

同时借此机会积极带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、智能化方向升级，提升整个制造业的产能，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观察到，这几年的园区招商，抛开政策优惠不谈，其实企业选址考察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

简单来说就是从原先单纯的一个物质选址升级为多维度的考察。企业不仅要求园区提供物理意义上的硬件配套设施，更需要园区能够解决企业发展的诸多问题。

这时候，园区是否拥有高品质的运营能力、良好的产业生态以及专业化的招商服务团队，成了园区招商出奇制胜的法宝。

因此广州各大平台公司，要想真正地吸引企业，必须从运营、服务、团队建设等多维度全方面去提升专业度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地招来企业、留住企业。

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广州经济阵痛期结束也还需时间。在这个关键时期，更得靠 “书记”和“董事长” 拧成一股绳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规划发展方向，把招商留商的措施落实到位，从而获得广州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。